中国的茶馆,由来已久。在《广陵耆老传》中曾谈到一个故事:“晋元帝时,有老妪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这与现今的茶摊十分相似。南北朝时,又出现供喝茶住宿的“寮”,它可说是现今茶馆的雏形。而关于茶馆的最早文字记述,则是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其中谈到“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自唐开元以后,许多城市已有煎茶卖茶的店铺,只要投钱即可自取随饮。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在经过了近40年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隋炀帝的暴政导致国家的大动荡,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取得政权的唐朝统治者深知隋朝灭亡的原因所在,为使政权稳固、国家长治久安,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等措施,包括限制门阀士族势力、实行均田制、租庸调法等。借助一系列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唐王朝很快强大起来,从贞观到开元的100多年间,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而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更标志着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水平。唐首都长安(今西安),方圆约35.5千米,人口30多万,规模之大罕有其匹。长安市内商业十分发达,南城商业区旅馆、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长安交通便利,有五条大道通往全国各地,水路“旁通巴汉,前诣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强大的国力吸引着来自中亚、波斯以及大食等国的客商。除长安外,当时的洛阳、扬州、广州、成都、凉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华。
唐代城市经济的大发展首先带来的是市民阶层的崛起,这些人包括商人、手工业者、落魄知识分子以及为城市上层提供各种服务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要求城市能够提供一定的服务设施,饮食、娱乐与交流信息的需要是迫切的,因此,茶馆的出现成为势所必然。
唐朝初年,茶叶的种植已经非常普遍,茶税也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税收,但文人饮茶的风气尚未十分盛行,所以关于饮茶的记载并不很多。到安史之乱结束后,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尤其是陆羽《茶经》一书问世后,饮茶才在文人中间风行开来,而关于饮茶的记载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大约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加以朝中政治斗争激烈,许多知识分子因政治失意,又受佛教禅宗的影响,转而崇尚幽静,追求自然、淡泊的人生境界,因此助长了饮茶之风的盛行。大批知识分子的参与给我们提供了可资考查的资料。
关于茶馆的文字记载,除了已经提到的《封氏闻见记》之外,还有一些著作也提及唐代的茶馆。据引《旧唐书·王涯传》载,文宗太和七年(833年)司空兼领江南榷茶使王涯于李训事败后,“(涯等)仓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太平广记》有“韦浦”一条,其中有“憩于茶肆”的记载。这就足以证明,可以休憩的“茶肆”显然不是卖茶叶的店铺,而只能是卖茶水的茶馆。另外,《封氏闻见记》还有关于茶邸的记载,文章说,唐朝长庆初年,杜陵韦元方出开远门数十里,逢裴璞跃马而来,裴“见元方若识,争下马避之人茶邸,垂帘于小室中,其从御散坐帘外”,这里的“茶邸”多疑为茶肆。
据吴旭霞《茶馆闲情》引证,唐时除了都城长安的茶肆之外,扬州海陵如皋镇有茶店,民间有茶亭、茶棚、茶房等卖茶设施。由此可见,唐代茶馆功能虽然简单,但数量还是不小的。
唐代茶馆里奉陆羽为茶神,据《新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场突间,祀为茶神。”
由于相关的文献较少,我们对唐朝茶馆的情况所知不多。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唐代的茶馆在功能上还非常单一,仅局限在提供休息、解渴方面,但茶馆一经萌芽,随着两宋茶文化的发展,茶馆文化也到了它的兴盛时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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