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茶业史上有一件“怪事”，就是世界红茶最早出自于中国，但中国人大多并不特别钟爱红茶。武夷山亦是如此。都说武夷山的正山小种是世界红茶的鼻祖，但武夷山人更多的还是喜欢岩茶。

中国的红茶，品种很多，但味道基本相近。 记得二十几年前在政和工作时，省内还掀起过一阵红茶热，除正山小种之外，政和功夫、坦洋功夫、白琳功夫竞相复出。一时间，是先有正山小种还是先有政和功夫，是先有政和工夫还是先有坦洋功夫，似乎有点各不相让，好像至今百度词条里，仍有二大功夫各称自己是闽红三大功夫茶之首。

鲁迅先生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之于个人，鲁迅这话不假，但我认为会喝好茶除却个人品茶的功夫，还在于整个喝茶的社会大环境。如宋代中国，制茶技术进入改革时期，饮茶风气盛行，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各地产茶不下百种，仅贡茶就几十种，其中武夷茶还是贡茶翘楚。到了17世纪，武夷茶开始外销。几十年后，武夷茶已发展成为一些欧洲人日常必需的饮料，尤其在英国伦敦市场上，武夷茶更是有一种和而不同，回旋有味的清韵，成为喝茶人之首选。因而来说，中国红茶显然是好茶，但是它也离不开社会的变化，茶艺的革新，否则它就不会那么早就在西欧世界风靡。

那么，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按我粗浅的理解，应该可以叫作苦涩香甘集于一身的一种树叶吧，或者用《小五义》中那位壮士的形容，茶的滋味就是香喷喷，甜丝丝，苦因因。但就是这么个苦涩香甘相混合的东西，在不同的人嘴里就喝出不同的感觉。尤其在封建社会人分三六九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本应是家理常事，但被一些文人一拨弄，喝也喝出牛饮与雅饮之分。所谓粗人、俗人喝茶叫牛饮或解渴，达官贵人或文人雅士喝茶叫品茗。于是，喝着品着，品着喝着，慢慢地就喝出个甲乙丙丁、品出子丑寅卯的名堂来了。如陆羽的《歌》：“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白居易的《琴茶》：“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望日影，已复西南斜。”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等等，这些俯拾即是的赞美茶诗，想象新奇神妙，境界通达变化，细细品读读，往往得豁然开朗之享受。

更重要的是，古代许多皇帝也都爱茶。依我来排，最爱茶的应该是宋徽宗赵佶吧！他不仅因茶将自己的年号“政和”，送给了当时给他进贡茶叶的关吏县作县名，而且还撰写了茶论专著《大观茶论》。这部专著不光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等作了记述，尤其对当时的斗茶风尚叙述详细。

斗茶也叫茗战，皇帝喜欢，自然举国效仿，尤其达官显贵和文人雅士就更乐此不疲。看看吧，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还有苏轼的《荔枝叹》：“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一时间，从官焙到民焙，从皇宫到民间，从茶农到茶商，从百姓俗人到文人雅士，几乎各个阶层都斗茶成风。而茶这一斗，就斗出了武夷岩茶品种的层出不穷和武夷岩茶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也斗出了国人嘴巴的刁钻古怪。

于是，看官现在明白了吧，出产于武夷山的正山小种，尽管“红”得发紫，武夷山当地人还是以喝岩茶为主；尽管中国红茶品质上乘，但国人还是以喝绿茶、乌龙为主。因为乌龙、绿茶茗目繁多，层出不穷的香甘味韵，长期以来统治了国人的味觉，导引了国人的思维，而红茶由于香气和韵味都比较相近，那就品质再好也不经斗，因而就没有占据国人的茶饮习惯。

那么好吧，既然不少国人对红茶不待见，就让它“墙内开花墙外香”去！“现在暂不说他，因为我竟伤感起来，这都得怪中国的绿茶，那泪之仙女，它比女巫卡珊德拉还要灵验，只要我喝了它三杯纯汁，我的心就易于感怀，于是又得求助于这武夷红茶（WUYI BOHEA），只可惜饮酒有害于人身，而喝茶和咖啡又会使人太认真……”

看吧，这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在他的长诗巨著《唐璜》第四章的第五十二小节里的感慨。

拜伦于1788年1月23日出生于伦敦。天妒英才，一出生他就跛了一只脚，这使他内心一直对此很敏感。拜伦十岁世袭爵位及产业，成为拜伦第六世勋爵，后在剑桥大学学了几年文学及历史，于1809年3月进入了贵族院。 1809－-1811年，他为了要“看看人类”，还为了扫除“一个岛民怀着狭隘的偏见守在家门的有害后果”，进行了一次走向东方的“叛逆”旅行，回来之后，就在生活在一直不断的感情旋涡中，直至妻子安娜·密尔班克由于不能理解的事业和观点，带着初生一个多月的女儿回到自己家中，让统治阶级对他进行疯狂的报复找到了借口。于是，1916年4月他永远离开了英国。

《唐璜》是拜伦“被赶出了国土，钱袋和心灵都破了产“，居住在瑞士后创作的。他嘲笑卑劣，同时鼓舞崇高，带着强烈的誓与“神圣同盟”和欧洲反动势力战斗到底的英雄主义情感，在呻吟、在控诉、在呼喊、在思考、在号召。

正是在这一时期，拜伦称茶为“中国的泪水”，并对这种“泪水”情有独钟，即便是在前往希腊参加武装斗争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饮用中国茶的习惯。

若问：武夷红茶是怎么传入欧洲的呢？有史料记载：元以前，闽贡茶御茶园都设在建瓯北苑，宋元改朝换代，战乱使北苑御茶受到沉重打击，元成宗大德年间御茶官焙逼迫移置武夷山九曲溪的第四曲溪旁。明朝朱元璋称帝后，干脆下令罢造龙凤团饼贡茶，改贡散茶，一向以团茶龙凤饼著称的建州系闽茶，在制作工艺的改造中一时落伍，走入了有史以来最低谷。

还有个传说，说得是明末某年，正是采茶的季节，有一支军队路过并驻扎在武夷山星村镇的桐木村，为躲避袭扰，村民们当天采摘的茶青没有来得及制作，晚上官兵就睡在了茶青上，官兵走后，原本做绿茶的茶叶已质变发红。为了挽回损失，村民们赶紧将茶青揉捻，以松明干柴进行炭焙烘干，结果无心之作，却成就了这些茶的特殊口感，受到大量茶客的欢迎与喜爱。但不管怎么说，16世纪末17世纪初（约1604年），正山小种被远传海外，由荷兰商人带入欧洲，随即风靡英国皇室乃至整个欧洲，并掀起欧洲流传至今的“下午茶”风尚是史实。自此正山小种红茶在欧洲历史上成为中国红茶的象征，成为世界统饮名茶。还有史料记载，正山小种红茶最辉煌的年代在清朝中期，其中嘉庆前期，中国出口的红茶中有85%冠以正山小种红茶的名义，直至鸦片战争后，正山小种红茶对贸易顺差的贡献作用依然显著。

在英国伦敦吉尔斯东大街9号的墙上有一块蓝色牌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句：植物学家福钧1880年逝世于此。这个福钧，就是被那个称为“茶叶大盗”的罗伯特·福钧。他曾于19世纪中叶潜入中国窃取了中国的茶叶机密。

原来，19世纪40年代，苏格兰布鲁斯兄弟在印度东北部开种辟茶园，但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一大茶叶生产和供应国，而且布鲁斯兄弟的茶叶质量与之相比，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东印度公司一直谋划移种中国茶，并找到了对中国比较了解的福钧。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下达命令，以给每年550英镑的报酬，要求福钧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种子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命令还要求他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接到命令后，福钧从上海入境。他先到安徽、浙江采集到许多茶种从宁波发往加尔各答，1849年又到达武夷山，通过向和尚打听和乔装成知识界名流，了解到了对茶叶进行发酵处理、使绿茶变成红茶的过程，之后招聘了6名种茶制茶工人、2名制作茶叶罐工人，乘坐一艘满载茶种和茶树苗的船抵达加尔各答。从此，中国红茶开始逐渐失去西欧市场。

或许是中西方人的饮食取舍不同吧，西方人讲究热量、卡路里，所以在茶饮上也就求简约、方便；而东方人讲究食材、口味，所以在茶饮上也就求花色，讲仪式。但有道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似乎武夷红茶本就是为满足海外贸易而生。虽然没有被东方奉为至宝，但源于中国茶的魅力，它“墙内开花墙外香”，在西方社会获得了尊荣和地位。特别17世纪后半期，为了追随皇室饮红茶之风，许多西方文学家和诗人留下许多关于茶饮的动人诗篇，它们出现在挪威的易卜生的剧作里，出现在英国作家奥维格顿、文学家约翰逊的文章中，出现在英国作家、剧作家、翻译家彼得·莫妥的诗歌里。当然，最富文学浪漫色彩的赞评，莫过于拜伦在《唐璜》里的描述了。

如今，无论外贸还是内销，武夷红茶又回到了它红红的年代，依旧以它独特的魅力，引领中国红茶的发展。来吧，朋友，来几包武夷红茶，泡起！（黄光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