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3年，世界茶文化发源地蒙顶山上，茶祖吴理真栽下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棵茶树，开创人工种茶先河。在雅安，一座海拔1456米的山峰——蒙顶山，为世界孕育出一个“茶的源头”。而一条存在了1300年的茶马古道，更成为连接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传奇天路。雅安藏茶，自古以来与藏族及我国西北部蒙、维、回、羌等民族同胞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民族同胞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深切体会。历史上，雅安出产的边茶，年年送往藏区。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叶，有8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所产边茶。“仅在清朝时，雅安的天增公、孚和、义兴、裕兴、公兴等茶号，规模都曾十分庞大，几乎整个藏区都有他们销售的茶叶！”这些茶号见证着雅安藏茶的发展。2008年6月，南路边茶（雅安藏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上，南路边茶制作技艺也榜上有名。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西南是茶树的原产地。四川古称“蜀”是中国、当然也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之一。古蜀文明灿烂辉煌，茶饮文明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雅安藏茶是典型的黑茶。中国黑茶起源于四川，早期的四川茶叶运往西北易马，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必须缩小体积，蒸制紧压，以便长途运输，茶叶品质因此发生变化。从唐宋蒸青团饼茶到明代散庄叶茶，明末将散茶筑制成包，成为紧压砖茶，经历了长期的传承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作工艺。

雅安藏茶干茶褐黑油润，汤色红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滋味醇和悠长。尤其是加入酥油、盐、核桃仁末等搅拌而成的酥油茶、奶茶，更是我国西北部广大地区藏、蒙、维、回等民族同胞“旦暮不可或缺”的饮品。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民谚，还有民族茶、团结茶、政治茶、友谊茶、军需茶等美誉。

雅安藏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名称不同，五代称火番饼、元代称西番茶、明代称乌茶、清代称南路边茶，还有中国藏茶、四川边茶、边销茶、大茶、雅茶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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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雅安茶产业概述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巴蜀常被称为中国茶文化的摇篮。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四川古称“蜀”，“姜桂茶荈（chuǎn）出巴蜀”（西晋孙楚《出歌》）；“早采为荼，晚采为茗，一名茹，蜀人名之苦菜。”（西晋郭璞《尔雅注》）。“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清顾炎武《日知录》）等文献记载，确认古蜀先民对人类茶饮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还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等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更加确立了蒙顶山茶文化重要的历史地位。千年弘扬，世代传承，连续遭遇5.12汶川特大地震、4.20芦山强烈地震的雅安茶产业，依然成绩斐然。6县2区150多万人口，现有茶园近100万亩，年产茶叶8.5万多吨，综合产值150亿元左右。茶园面积、产量、产值均居四川省前列。当地长期坚持政企联动，打造区域品牌。已荣获“中国藏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中国最具茶文化魅力城市”、“中国茶都”等称号。2016年，“蒙顶山茶”品牌价值23.68亿元，位列全国第11位；“雅安藏茶”品牌价值12.81亿元，位列黑茶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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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藏茶”之名的来历及定义伴随雅安藏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品牌知名度的迅速提升，关心、关注、研究藏茶的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品牌名称自然是大家关注的话题之一。“藏茶”有何来历？肩负国家使命，为国成名、意义深远！清代中晚期，朝廷腐败,对外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中的《中英印藏条约》为列强经济侵略，企图用印度茶叶控制西藏打开方便之门。据《四川茶业史》记载：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抗击英国侵略，抵制印茶入藏，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和四川总督大臣赵尔巽兄弟共同主持，在雅安挂牌成立“商办藏茶公司筹办处”，“藏茶”之名从此诞生。经过近一年的筹备，雅安、名山、天全、荥经、邛崃五县茶商共同筹资33.5万两白银，成立“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纲领充满民族大义：“藏茶公司为抵外保内而设”，“为保全川藏茶业权利，关系重大”，“本系特别创举”。正是“山林草木之叶，事关国家政体之大”，“藏茶”为国成名，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古今茶叶，谁有如此辉煌！可见，雅安藏茶因主要产于雅安，历史上长期畅销青藏高原而得名。雅安藏茶以蒙顶山茶区鲜叶为原料，经杀青、揉捻、渥堆、紧压（或做形）、干燥等主要工艺加工而成，具有“褐叶红汤”的品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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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雅安藏茶的历史沿革唐宋以来，朝廷先后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政策“以茶治边”、“以茶治夷”。唐景云二年（711年），吐蕃女政治家亦玛类倡议唐蕃茶丝换马贸易，以赤岭、甘松岭为互市地，年易马4.8万匹，开茶马互市先河,创茶马古道开端。《封氏闻见记》载：“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回纥所获茶丝，远销中亚，所以阿拉伯人很早就知道中国嘉州（今乐山）的茶叶。五代·毛文锡《茶谱》：“临邛数邑茶，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如中国名山者,其味甘苦。”这是古人对单一茶品产地、形状、重量、滋味、销区、重要性等要素最为详细具体的记载。《西藏政教鉴附录》说：“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地也。”茶学教材也说：“我国黑茶始制于四川，据《甘肃通志》记载，明嘉靖三年（1524年），湖南安化就仿四川的‘乌茶’制法并加以改进，制成半发酵黑茶。”宋乾德中期（约965年），朝廷下诏在碉门（今雅安天全），创立“土军三千、茶户八百、种植茶树、采焙制造、以备赏番。”茶叶成为羁縻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长编》卷259记载：熙宁三年（1070年）“置文州（今甘肃文县）买马场，又置威州（今四川理县）、龙州（今四川平武）、碉门（今四川天全）买马场”，全国四处四川有三。宋熙宁七年，朝廷派李杞入川，在今雅安名山新店镇设立茶马司，“筹办茶马政事”,现有我国唯一的茶马司遗址。熙宁八年（1075年）后，四川戎（今宜宾）、黎（今汉源）进入全国第二批买场之列。元丰四年（1081年），宋神宗诏：“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宋徽宗靖国元年（1101年），重申神宗特诏。大观二年（1108年），再次重申：“熙、河、兰、湟路，以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恪遵神考之训。”吏部郎阎苍舒回忆：“祖宗（高宗赵构）时，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名山运茶二万驮”，规模全国第一。《明史·茶法》：“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天全）、黎（汉源）、雅（雨城）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四川茶马古道盛况可见一斑。清乾隆后，川茶分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成都出南门以远，沿途所产统称“南路边茶”。南路边茶生产覆盖全省茶区，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在乐山、宜宾、重庆、万县、洪雅、南江等地初加工。甚至包括贵州桐梓所产，也运到雅安拼配、包装、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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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老西门出城，沿途所产称“西路边茶”。产品主销阿坝、甘肃。雅安藏茶在革命战争中功不可没：“1935年，红四方面军到雅安，首先由三十一军试熬南边茶的茶膏，成功后在四方面军中推广。部队开拔时，每人带了五斤茶膏。在进军途中，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还靠它向少数民族换取粮食和搞好军民关系，所以四川的茶膏，对红军过雪山草地起了很大作用。”老红军王定国回忆说：“长征时去看望挨着周恩来副主席住的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用藏民的木头碗泡“茶膏”招待大家。”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民族地区茶叶供应，政府把边销茶纳入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管理，四川边茶在历次认定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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